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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15城財力破千億背后:上海北京領先 天津持續負增長

    發布時間:2019-02-27 admin 1459

    財力,體現了一個城市真金白銀的硬實力,決定了這個城市在城市建設、民生支出、契稅優惠等方面的投入,是城市競爭力的重要指標。而財力的直接體現就是地方的一般公共預算收入。

    根據第一財經記者統計,2018年,有22個城市的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突破了700億元,有15個城市超過了1000億元,其中位居前十的分別是上海、北京、深圳、重慶、蘇州、天津、杭州、廣州、武漢和南京。

    而這一位次排序與城市的經濟總量、行政級別、財稅體制等有著密切的關系。

    15城超1000億元

    22個財力超過700億元的城市中,有14個來自東部沿海地區,6個來自中西部地區,2個來自東北地區。

    此外,這22個城市包括了北京、上海、重慶、天津4個直轄市;深圳、青島、寧波、廈門、大連這5個計劃單列市、副省級城市;還有杭州、廣州、武漢、南京、成都、鄭州、長沙、濟南、沈陽、合肥這10個省會城市。可見城市行政級別越高,財政收入也比較高。

    雖然22城中只有蘇州、無錫、佛山這三個城市是普通地級市,但也是目前普通地級市中經濟總量前三的城市。

    從省份來看,這22個城市中,第一經濟大省廣東和第二經濟大省江蘇各占3個,第三經濟大省山東和第四經濟大省浙江各有2個。這四個經濟大省共有10個城市入圍,也凸顯了沿海四大省的經濟實力。

    22城中有15個城市財力超過了1000億元,比上一年增加1個。新進入“財力千億俱樂部”的城市是無錫。

    2017年,無錫實現地區生產總值10511.80億元,成為繼蘇州、南京之后江蘇省第三個GDP突破萬億元的城市。2018年,無錫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達到1012.28億元,比上年增長8.8%,不僅增速達到2012年以來最好水平,同時又成為繼蘇州、南京之后,江蘇省第三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總量超千億元的設區市。

    天津持續負增長

    財力前10強中,上海和北京依舊遙遙領先。2018年,上海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7108.15億元,比上年增長7.0%;北京去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累計完成5785.9億元,增長6.5%,完成年度預算任務。

    上海和北京這兩座強一線城市的現代服務業最為發達,此外還集聚了一大批央企、國企的總部以及跨國公司的中國總部,因此稅收收入也最多。

    在京滬之外,前10強城市中,天津的位次變化較大,由2017年的第四位降到2018年的第六位。天津也是22城中唯一財力增長為負的城市,為-8.8%。

    實際上,2017年天津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也是負增長,為-10.4%。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是當地產業結構調整、減稅降費以及財政收入擠水分,做實財政收入。

    天津市財政局的數據顯示,2018年天津一般公共收入2106億元,完成預算94%。其中,稅收收入1625億元,比上年增長0.8%,占一般公共收入的77.2%,比上年提高7.7個百分點。

    天津市財政局分析,當前天津正處在結構優化、動能轉換的戰略性調整關鍵階段,在上年淘汰落后產能、整治關停“散亂污”企業的基礎上,大力培植智能制造、現代服務等新動能產業,落實降低增值稅稅率、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、大力清理非稅收入等減負措施,財政收入規模相應下降,質量結構有所優化。

    對于2019年,天津市財政局分析,當前天津正處在戰略性調整陣痛期,動能轉換的任務十分艱巨。財政運行存在較大壓力和挑戰,新老減稅清費措施疊加將產生較大減收,傳統優勢產業稅收增長乏力,新動能稅收支撐能力不足。

    因此,2019年天津的目標是,在持續大幅清費減負的同時,一般公共收入預算1980億元,降幅收窄至-6%左右。其中,稅收收入預算1738億元,增長7%;非稅收入預算242億元,下降49.8%。

    除了天津,重慶市去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速(0.6%)也幾乎為零,其中非稅收入下滑,收入質量得以提升。

    在天津、重慶由于產業結構調整、提高財政質量等因素使得財力增速放緩的同時,杭州、南京的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卻大幅增長,兩市的增速都超過了15%。尤其是杭州,在2016年趕超廣州上升至第7位后,已經連續兩年增速領跑。2018年,名義增速更是達到了16.44%,高居第一。若按照目前的發展態勢,2019年杭州地方財力有望趕超天津,名次繼續提升。

    不光增速快,杭州的稅收質量也很高。數據顯示,2018年杭州全市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中稅收收入1651.21億元、非稅收入173.85億元,稅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比重為90.5%,稅收收入占比保持副省級城市首位。

    財稅專家、中山大學嶺南學院經濟系教授林江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,杭州這幾年在阿里巴巴的帶動下,信息經濟產業快速增長,進而吸引了大量服務業人才、中高端人才從全國各地集聚到杭州。杭州財政收入的快速增長恰恰是杭州電商、互聯網產業快速發展的一個體現。

    影響財力的因素

    影響城市財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,經濟總量、經濟增速是首當其沖的原因。

    經濟總量靠前的城市,財稅收入也會比較靠前。比如15個“千億財力”城市恰好都是“GDP萬億俱樂部”的成員。

    2018年,隨著寧波和鄭州的加入,我國共有16個城市進入到GDP萬億俱樂部的行列。在這16個城市中,僅有長沙的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尚未進入千億行列。不過,長沙目前的財力水平位居第16位,成為距離千億財力大關最近的城市。

    經濟增速方面,城市產業結構調整導致經濟增速下滑時,財政收入也會受影響,比如上述提到的天津和重慶。

    再比如佛山,按照2018年佛山市政府工作報告中設定的經濟社會發展預期目標,佛山市去年的地區生產總值有望突破萬億元,但最終還是差了臨門一腳,GDP為9935.88億元,增長6.3%。

    作為工業制造業大市,近年來隨著產業結構的轉型調整,佛山的經濟增速也有所放緩。數據顯示,2008年,佛山GDP高居全國第11位,排在武漢、成都、南京等大區中心城市之前。但2018年,佛山GDP總量被鄭州超過,退至全國第17位。去年佛山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完成703.14億元,同比增長6.32%,排名也從2017年的第19位退至第22位。

    此外,城市的產業結構、行政級別、財稅體制等也是影響財力的重要因素。

    從產業結構來看,一般來說,直轄市、省會城市、計劃單列市的教育、醫療、文化、交通等公共資源更好,能夠吸引較多企業去設立企業總部或者區域總部,以及吸引很多中高端人才的流入。因此,這些城市的第三產業較為發達,而由于第三產業稅收占比相對高一些,財稅收入也會比較高。相比之下,以制造業為主的普通地級市的稅收占比要低一些。

    財稅體制的影響也十分明顯。四大直轄市和深圳、廈門、寧波等計劃單列市等,因為財稅體制上直接與中央分成,所以自身留成比例高。比如,廈門的GDP在全國僅位居第50位左右,但財政收入卻高居第17位。

    相比之下,其他城市在上交中央財政的同時,還要上交省級財政,所以留成比例要低不少。在這種情況下,城市所在省的區域發展均衡情況,也會對城市的財力產生較大影響。如果所在省的區域發展較為均衡,那么省級財政的轉移支付壓力就會小很多,作為發達中心城市,上交省級財政的比例也會小一些。

    相反的,如果所在省的區域發展差距較大,那就需要更多的省級財政來轉移支付,幫助省內欠發達地區,尤其是在省內有計劃單列市的情況下,一些省會城市、經濟大市就要做出更多貢獻。

    這其中的典型就是廣州。經濟總量排名第4位的廣州,其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僅排第8位,在杭州之后。但這不說明廣州的經濟發展不如杭州,或者說廣州的GDP含稅率不如杭州。事實上,廣州每年產生的財政總收入要比杭州高了近一倍。

    2018年,廣州的財政總收入合計6205億元,其中約四分之三要上交中央和省,自己只留下約四分之一。而同期杭州財政總收入3457.46億元,僅為廣州的56%,但杭州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達1825.06億元,比廣州高出193億元,自留的比例達到了53%。也就是說,廣州本身產生的財政收入并不少,但自留的比例比較低。

    廣東體改研究會副會長彭澎表示:“需要廣州扶持的是一個比全國平均水平還要低很多的粵東西北地區,它們需要大量的省級財政轉移支付來支持。此外,計劃單列市深圳不用上交省級財政,因此廣州的壓力非常大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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